前两天，一个叫“吕大侠V50”的博主在稻城亚丁景区做了一个实验。
稻城亚丁景区
他开车走S462省道，想去亚丁村。结果路被景区截断了。想过去？先交120块观光车费。博主不干了，要求景区出示收费的法律依据。工作人员支支吾吾，先是说可以免车费、报销住宿费——但条件是必须坐观光车。博主拒绝。最后，他签了一份免责承诺书，硬是把车开了进去。
事后景区的通报堪称教科书级的避重就轻。通报说，什么？工作人员违规放行，已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。至于那条省道凭什么被截断收费——只字不提。
而更具黑色幽默的是，这条被景区当作“摇钱树”的省道，养护费却不是景区出的。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公开招投标信息，S462省道2026年度小修工程由甘孜州公路管理局稻城分局采购，中标金额323.9964万元，资金来源清清楚楚写着：财政性资金。也就是说，修路养路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，收钱的事却归了景区。
这让我想起2016年那场“草原天路”的闹剧。河北张北县把一条132公里的县级公路圈起来，要收每人50块的门票。结果呢？被北京的自驾客喷烂了，从收费到取消，前后撑了不到一个月。张北县发通告说“回应社会关切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是舆论把它硬生生怼回去的。
为什么是北京人？因为北京这地方，从清末开埠、民国建都到新中国成立，一百多年来始终是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枢纽。这里的人对“什么是公共品”有着刻进骨子里的敏感。你想圈他们的路？那是真的不好糊弄。
但稻城亚丁不一样。它在川西高原的深处，海拔四千多米，距离成都六百多公里。到这里来的人，大多抱着“来都来了”的心态。别说120块的观光车费，就是266块的套票，咬咬牙也就掏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地方天高皇帝远，“较真”的成本太高。
然而，稻城亚丁的麻烦显然不止于此。早在这次“博主硬刚”事件之前，它就已经被文旅部点名批评了，原因正是摆渡车线路不科学、价格不合理、排队时间长。从“146元看山，266元看车”的调侃段子，到如今的截断省道捆绑收费，稻城亚丁的骚操作不过是全国众多景区乱象的升级版。
类似的剧情正在各地上演，区别只是吃相好不好看。
2025年7月，甘肃张掖的马蹄寺景区，直接在208县道和334乡道上设卡，每人收取300元“过路费”——注意，这300块不含景点门票，是纯纯的过路钱。当地文旅部门的回应倒也坦率：属实，已下发整改函，今年已收到多起投诉。
同一个月份，四川凉山的泸沽湖景区也“出圈”了。S307省道穿过景区，门票站直接设在省道上。路过就要交70块门票钱。规矩是：先交钱，在限定时间内离开再退费。当地官方的解释很妙——“防游客逃票”。
这个“防逃票”逻辑已经运行了至少七年，早在2018年就被央媒曝光过。解决办法是什么？修一条绕开景区的改线公路，预计工期两年。意思是——我知道在省道上收费不对，但我改不了，你绕路吧。
把这四个案例——稻城亚丁、草原天路、马蹄寺、泸沽湖——摊在中国地图上看，会形成一个有趣的地理矩阵：川西高原、京北坝上、河西走廊、横断山区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风景绝佳、交通单一、财政贫弱。
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
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，往往也是最穷的地方。四川甘孜州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60亿元，而财政支出超过400亿元，财政自给率不足15%。张家口张北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，2019年才摘帽。甘肃肃南县，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过3亿元。四川凉山州盐源县，同样刚刚摆脱贫困。
对这些地方来说，山川湖泊几乎就是唯一的变现资产。地卖不出去，工业招不来，农业做不大，家门口流淌千年的雪山峡谷，不拿来换钱，还能干嘛？
这就是为什么，当2024年全国A级景区总收入达到约4814亿元、却仍没有恢复到2019年5065亿元的水平时，单个A级景区平均创收已经从0.41亿元降至0.29亿元，头部景区开始加速“收割”游客。
但是，动机可以理解，逻辑可以推导，并不意味着行为就是正当的。事情正在从“穷则思变”滑向“穷则乱来”。
国务院《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》写得明明白白：公安部门、交通部门、林业部门可以在公路上设置检查站或收费站，其他任何部门、单位、组织和个人，不得在公路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检查站、收费站。《公路法》也说得很清楚：公路受国家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、损坏或者非法占用。
但现实是，景区把省道围进去之后，当地交通部门说自己只管养护，文旅部门说收费依据要问景区，相关部门的回应是“婉拒采访”。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踢皮球闭环。
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？是“保护”这个概念正在被异化。
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体系，最初的制度设计确实是为了生态保护。1956年广东鼎湖山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设立，此后六十多年，全国建成了超过2700个自然保护区。保护区的划定逻辑很清晰：禁止开发核心区，限制利用缓冲区，可以在实验区开展部分活动。
稻城亚丁景区
但进入21世纪之后，一个微妙的变化发生了——“以游养保”从权宜之计变成了主流模式。
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同时承担着景区运营的职能，两者在同一个牌子里运转。当保护和创收之间出现冲突时，谁的优先级更高，往往取决于钱有多紧。而中国的顶级自然景观保护区，恰恰都分布在前面提到的那种“风景绝美、财政贫弱”的地区。
于是，自然保护区的“特许经营”制度在各地被迅速复制。珠海的征求意见稿明确列出了十类特许经营活动，最长经营期限不超过20年。贵州梵净山、青海祁连山也在走同样的路径。
这个制度的初衷没有错——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。但问题是，当经营权被层层外包之后，“保护”就成了一个万能筐，什么都能往里装。
稻城亚丁景区的说法很典型：“省道已经纳入了风景名胜区的旅游道路规划。”翻译一下就是——规划画个圈，省道就归我了。
但是，纳入规划不等于产权转移。规划划定的是管理边界，不是所有权边界。景区可以管理规划范围里的景观资源，但不能用规划图纸把公共道路据为己有。
说到底，这类“圈地”模式的共同逻辑链条其实是清晰可见的：首先，划定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，获得合法的空间管辖权；然后，把经过景区的公共道路“纳入规划”，模糊公共设施与景区设施之间的产权边界；
接着，以“交通安全”“生态保护”等理由，禁止社会车辆通行，制造垄断性的交通需求；最后，通过自营或外包的方式，提供高价观光车等垄断交通服务，在公共路权上实现超额收益。
在这个链条里，最关键的一步是“制造需求”——明明是可以免费通行的省道，硬是被围成了必须付费的服务。这就跟先把你家的自来水断了，然后卖给你矿泉水，是一个性质。
而且，这种“圈地”之所以能频频发生在风景绝佳、交通单一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天然的地缘密码：一夫当关。
很多顶级景区本身就在深山峡谷之中，进出只有一条路。比如稻城亚丁，38公里景区路段回头弯高达32个，弯道占比超八成，全程临崖临边。这种地形放在历史上，就是兵家必争之“隘口”。放在今天，就是景区设卡收费的天然良机。路只有一条，卡子一设，谁都绕不过去。
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，中国“山川之利归谁所有”的博弈，从来就没有停过。
古代的关津渡口设卡征税，一度是朝廷赋予特定衙门的专权。唐宋时期，各地州县私设关卡被朝廷反复禁止。朱熹在地方为官时就曾严令拆除私设税卡。
到了晚清，厘金制度更是让“逢卡纳税”达到了巅峰——商人从汉口运一担茶叶到张家口，要交四五十道厘金，成本翻了数倍。而厘金之所以被诟病，正是因为它把一条条本该畅通的公共道路，变成了地方捞钱的关卡。
今天的景区把省道围起来收费，逻辑上跟晚清的厘金关卡，有本质区别吗？
草原天路的案例之所以值得拿出来反复说道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：舆论能把圈路的墙推倒。但问题也在于——这恰恰说明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跟上。张北县取消收费，是被舆论“吓”回去的，不是被制度“扳”回去的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下一个被圈的路不在北京周边，不在舆论聚焦的地方，它的命运会截然不同。
稻城亚丁这次的“博主硬刚”，也是一种舆论驱动。区别在于，十年前草原天路被骂到免费，是因为北京大妈大爷的投诉电话把政府热线打爆了，是集体施压。而今天，是一个博主、一部手机、一条视频，单枪匹马。这背后，是社交媒体时代个体话语权的崛起。
当“吕大侠V50”把景区工作人员拿不出收费依据的那段对话发到网上时，他实际上是在替所有曾经默默掏钱的人，问了一个早就该问的问题：
凭什么？
从1927年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设立，到如今全国2700多个保护区的“圈地”乱象；从2016年草原天路被骂到免费，到2026年稻城亚丁博主硬刚；从“以游养保”到“圈路收费”——这几十年的演变，本质上是一场静悄悄的“圈地运动2.0”。
只不过1.0圈的是农田，2.0圈的是风景。1.0的驱动力是工业化，2.0的驱动力是旅游经济的狂飙。
但老百姓对公共空间的感知力也在觉醒。当越来越多的“吕大侠”举起手机，当越来越多的普通游客开始追问“这条路是景区修的吗”，某些景区靠一条栏杆、一张公告就把公共道路变成“提款机”的日子，恐怕不会太久了。
因为，山是国的山，路是民的路。
稻城亚丁景区
即便你把路截断了，把山圈起来了，山河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景区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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